歪歪扭扭的正能量报道让我泪奔

老电影里，有个典型的桥段：主人公临终之际，通常会颤抖着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用气若游丝的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党费，请把它交给组织”，闻者无不感动落泪，观众也红了眼眶。

我有时想，换个别的东西掏掏行不行？比如像外国电影里经常演的，掏出一张妻子或是孩子的都行，是不是也挺好？丝毫不影响人物的正面形象，反而会让人物显得更丰满很立体，更有人情味。但是好像从来没这么演过。在这么庄重的场景里，气氛起来了，情绪到位了，正面人物一定得说出升华主题的话来。如果掏出个老婆的照片，说点不着四六的话来，也太破坏意境了。我们不要丰满和立体，只要人物的纯粹和专一。

特定年代有特定的语境，我没有生活在这个年代，无权评价。再者，影视作品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化处理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虽然并不高明。想不通的是，都过去几十年了，我们的宣传报道还在玩这一套话术，太让人出戏了。

前两天，武汉市委机关报《长江日报》有一篇报道，“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”，说的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肖贤友在病危时，写下了7个字的遗书“我的遗体捐国家”。报道写得非常感人，声情并茂，的确是让许多人泪流不止。但事实是，这是一篇典型的乌龙报道。肖贤友的遗书一共是11个字，后来还有一句“我老婆呢？”，硬是给删除了。

大概是报道写得太好，后来人日、环球、中青等主流官媒相继转载了，大家都集体装瞎，原封不动地用了原标题：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。

肖贤友写下这11字遗书时，身体已经不堪重负，所以字迹歪歪扭扭。而有些人虽然身体健全，但脑回路是歪歪扭扭的，这属于脑残。

很为这些中国最牛逼的媒体脸红。别的先不说，一个危重病人，在临终之时拼尽全力写下的遗书，每一个字都重比千钧，一共才11个字就删掉4个，无论是对肖贤友，还是他的爱人，都是一种极不尊重的表现。

作家方方说：特意去掉后面四个字，会不会是编辑认为爱国家才是大爱，爱老婆只能算是小爱？报纸是不屑于这种小爱的？

我想大概是这样吧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还有个技术原因：报纸不仅不屑于这种小爱，可能还觉得小爱会影响大爱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主题就不够突出，人物就不够高大，所以做了技术性处理。

事实上，你仔细看那篇报道，还能发现不少硬伤。比如下面这段话：

那天中午，肖贤友还拒绝护士给他静脉输注剩下的丙球蛋白，“这个不打了，给别人”。丙球蛋白都是林林自费购买的。医生“哄”他：还剩8瓶，已经从冰箱里拿出来了，开封了，只能给你用。肖贤友别过头，表情失望。

说实话，我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。新冠肺炎并不是绝症，哪怕是重症患者，也不是没有存活的希望，很可能坚持一下就挺过来了。人都是求生欲，虽然很艰难，但谁不想活着？从肖贤友写的“我老婆呢”，就可以看出，他想活着。那么他有什么理由，自己花钱买的救命药不用，非得让给别人？

某些主流媒体有一种习惯，为了塑造某个典型，光有一个闪光点似乎是不够的，甚至连死亡都不够，还得进行全方位的包装，编织一些反常识反人性的事例来拔高人物形象。捐献遗体，太单薄了，很多人都能做到，不够典型。再加上牺牲精神，比如把生还的希望留给别人，这才完美。这是病，得治。

这场波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疫情，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，成为每一个经历过这次灾难的中国人的独特记忆。那些不幸逝去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值得被记录，但只能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被记录，而不是作为一个符号、一个数字，甚至是一种宣传需要被记录、被复制。

报道是为人服务的。现在反过来，人为报道服务，成了宣传的附属品。想想都感到悲哀。

不是“扔下一万元就跑”，就是“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”，这些报道和“县长布满血丝的眼眶里长出迎春花”这样的肉麻诗歌有什么区别？这些脸谱化的宣传报道，为了所谓的正能量，为了主导舆论，从脓疮中找出桃花，不惜对那些鲜活的个体进行整容，按照标准格式把他们打造成一个个宣传工具。这种做法，不仅庸俗，而且残忍。

这两天，许多媒体都在倡导说真话。一个基本的常识，当全社会都在呼吁说真话，说明假话太多了。说真话也包括说完整的话，让人把话说全了。有些话看上去是真话，但是断章取义，像个自作聪明的文字裁缝一样，对别人的话删删减减，其实也是假话。

防疫已经到了尾声，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复工，生活终将回归常态。可以预见，正能量的报道会密集向我们走来，我们需要一些正能量的报道，来怀念那些感动过我们的人，但是千万请记住，别再“丢人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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